文｜奚勇
随着19世纪大清帝国的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西方进入了一个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高峰期。为揭开东方文明古国的神秘面纱，欧洲学者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始了一轮大规模、全方位的中国研究活动，他们最初主要集中于汉学、宗教等人文领域，后来扩展到了考古、建筑等领域。“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建筑的第一人”、德国学者恩斯特·伯施曼就是其中的代表，近日，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建筑》，展示出百年前这位欧洲学者的中国建筑情结和见地。
《中国建筑》[德]恩斯特·伯施曼著，赵省伟主编，夜鸣、杜卫华译，中国画报出版社
三赴中国
欧洲学者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成果，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马嘎尔尼使团访华，甚至更早。但早期的研究多停留在感性层面，有些研究者甚至从未到过中国，导致这些研究成果中不乏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结论。
恩斯特·伯施曼
年，伯施曼生于东普鲁士的梅美尔，年高中毕业后到夏洛腾堡工学院学习建筑工程，年进入普鲁士政府机构担任建筑与建筑工程事务的官员。年经印度来到中国，活动范围主要在北京、天津和青岛，年任期结束回国。
此次驻留期间，“中国建筑的结构和形式特征，在艺术性上的尽善尽美，以及与经验感知的纵深融合”，给伯施曼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他萌发了“去研究中国建筑的念头”。
年至年，在德意志帝国皇家基金会的支持下，伯施曼再度来华，他跨越14省，行程数万里，对中国的皇家建筑、寺庙、祠堂、民居等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留下了多张照片、多张草图、多张拓片和多页测绘记录。
北京明十三陵神道（伯施曼摄）
伯施曼的考察路线主要“循着那些古代交通要道，不断地深入到人口稠密，几乎是最富庶地区的中国人的生活中”。具体来说，伯施曼年冬抵达中国后，以北京为大本营考察了北京及周边的建筑，包括明十三陵、清东陵、承德避暑山庄等。夏末，他从清西陵经灵丘前往五台山，然后经龙泉关到定州，乘火车向南，从开封渡黄河，沿黄河向东，接着到了泰山、曲阜等地。
泰山脚下的岱庙入口（伯施曼摄）
年初，伯施曼考察浙江普陀山，然后从宁波经海路回北京。他5月前往太原，考察了天龙山石窟，然后斜穿山西到潞村，从黄河拐弯处进入陕西，考察西安，登临华山。随后南下四川，到首府成都，最西到达雅州府。8月底，他从成都前往峨眉山。之后，乘船沿岷江而下，从宜昌进入湖北，从洞庭湖到长沙，在江西短暂停留。
普陀山法雨寺（伯施曼摄）
年初，他考察南岳衡山，接着去了桂林，沿桂江到西江，进入广东到广州，经海路到福州。4月份，他考察杭州之后再次返回北京，随后回国。
广西桂林古塔（伯施曼摄）
伯施曼回德国之后的第三年，辛亥革命爆发，帝制在中国被废除。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政治事务的重心也逐渐转回欧洲。年，伯施曼从政治和军事事务中退出，进入柏林工业大学担任中国建筑学方面的教职。
由于研究需要，伯施曼筹划再次前往中国，最终于年得以成行。这年9月，他抵达香港，开始了历时16个月的考察，考察范围大体可分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包括广州、澳门、肇庆，重点考察了鼎湖山、丹霞山、罗浮山等名山的庙宇；以上海和南京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南京及周边地区和扬州，长江周边的大运河河段以及安徽九华山。
当年年底，他参观了天目山、天台山，以及古城金华、兰溪、绍兴等环杭州湾地区。在中原地区，他则造访了大量名胜古迹，如龙门石窟、白马寺、中岳嵩山。在陕西潼关和西安，大量周代、汉代和唐代的陵墓引起了他的兴趣。年秋，他沿着铁路线向北去了察哈尔、绥远、包头，返程时在山西考察了云冈石窟和北岳恒山。
完成所有考察计划后，年1月8日，伯施曼从香港回到德国。这次，他终于实现了遍访四大佛教名山和五岳的梦想。
认识独到
三次中国之行，让伯施曼积累了大量的摄影、测绘素材，借助这些一手资料，他陆续出版了《中国建筑与景观》《中国建筑》《普陀山》《中国祠堂》《中国建筑陶艺》《中国宝塔I》《中国宝塔II》等作品，奠定了他“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建筑的第一人”的学术地位。
年，伯施曼出版了德文版《中国建筑》，该书共两卷，每卷各有10章，分别为城墙、门楼、中国厅堂、厚重的建筑、亭、塔楼、中央建筑、梁柱、屋顶装饰、正面雕刻、栏杆、台基、墙、琉璃构件、浮雕、祭坛、墓葬、石碑、牌楼、佛塔。为了排除干扰，更纯粹地认识中国建筑，伯施曼将中国建筑解构为各个要素分别加以剖析，这便是全书20章的由来。
书中有许多独到的认识。伯施曼认为门楼是中国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北京、承德、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广东等地的门楼进行了分析，涉及故宫宫门、明十三陵大红门、承德避暑山庄城门、安远庙山门、泰山南天门、雁门关城门以及某些民间庙宇或沿街住宅的大门。他希望“以小见大”，通过门楼来揭示中国建筑整体的设计思想。他提到，门楼大都与围墙配合存在，围合形成一个空间单元。宫殿、宫苑、皇陵等重要建筑往往由多个精心规划设计的单元组成，形成一套空间序列，指向重要建筑或圣坛。
此外，伯施曼认为中国建筑特征最为明显、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要素是厅堂。厅堂是建筑群的核心，小到棚屋，大至皇宫，厅堂无疑都是主体建筑。总体而言，中国厅堂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台基、屋身和屋顶。在西方，台基和屋顶作为表达建筑艺术的元素，为屋身服务；中国的情况则不太相同，台基和屋顶的意义似乎超出了单纯的审美，与屋身变得同等重要。伯施曼对中国建筑竖向三段式的划分，与梁思成的分类方式完全一致，沿用至今。
山东兖州牌楼（伯施曼摄）
牌楼被西方人当作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建筑类型之一，伯施曼对山东的牌楼进行了重点分析。他提到，山东是雕塑艺术之乡，由于历史的积淀，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而且至今仍具有活力。从孔子时代开始，山东的牌楼便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开间低矮宽敞、柱梁粗壮、多梁枋、石质基座厚重，次间基座合而为一，只有明间可以通行，屋顶形式简单、屋面平缓、装饰元素较长。
文明互鉴
伯施曼以“中国建筑的精髓”为标题，完成了《中国建筑》全书的结语。他认为，建筑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外在表现，而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造就了不朽的建筑艺术。
伯施曼注意到，中国建筑元素背后，往往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义。例如，中国的城市、宫殿、陵寝、庙宇中蕴含着阴阳、五行、风水、天人合一等哲学思想，建筑选址、布局、形制、装饰中体现着皇权、王权、神权以及家庭生活中的辈分、长幼、从属关系。对于建筑和文化的关系，伯施曼表示，“没有什么是内在的，也没有什么是外在的，因为内在的也就是外在的”，这也许就是他所要揭示的精髓。
通观全书，伯施曼在研究中国建筑时，能够兼顾木、砖、石等不同材料的建筑成就，兼顾皇家与民间不同阶层的建筑风格，兼顾华北、华中、华南不同地域的建筑差异，还兼顾城市、建筑组群、建筑单体、建筑局部不同层面的建筑视角。前人成果中频繁出现的“廷”的概念，在《中国建筑》中被淡化，代之以厅堂、亭、塔楼、中央建筑等更加具体的概念，足见他认识的深刻。
另外，伯施曼不再以孤立的眼光审视中国建筑，在他看来，中国建筑的形制、构件、材料、色彩、装饰等是统一的整体，在营造特定空间、满足使用功能、迎合宗教需求、塑造艺术形象时，各部分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建筑整体。正是这种综合的眼光，使他没有像前人那样武断地抨击中国建筑的某一局部，总体上对中国建筑持积极看法。
当然，伯施曼的成果并非无懈可击，由于他的研究目的并非建构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学体系，从而导致他对中国建筑某些方面的分类不够严谨，存在冗余和遗漏现象，行文也略显随意。不过，这些瑕疵不会降低《中国建筑》的价值，伯施曼对中国建筑的综合研究成果仍然是空前的。
伯施曼用西方先进的建筑学研究方法，从田野考察入手，从艺术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领域解读中国建筑，他对建筑问题的敏锐性超过同时代其他学者。此外，他所要解答的问题不仅仅限于建筑学，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