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绿流
一、贝托鲁奇和《末代皇帝》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一名意大利共产党员贝托鲁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带着名中国人、名意大利人和20名英国人的摄制组，在获得中国政府的首肯后，成为第一个在故宫实景拍摄的外国导演。拍摄期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华，但由于贝托鲁奇的剧组抢先进入故宫拍摄，英女王无缘参观中国故宫。
年，贝托鲁奇以帕索里尼的副导演的身份进入影坛，后者是《索多玛的天》的导演，也信仰共产主义。据说，贝托鲁奇小时候在看到杀猪的场面后，弃文从影，影史上这个偶然的瞬间，就如同哲学史上尼采遇上那匹被鞭打的都灵之马。
受法国新浪潮运动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响，贝托鲁奇和同时代的许多欧洲导演一样，重视写实，他们走出摄影棚转向实景拍摄，他们实验新鲜的镜头语言，并且大胆表达导演自身的想法。年的时候，贝托鲁奇的意大利同胞，安东尼奥尼导演已经提着摄像机来到了中国，拍摄下纪录片《中国》，这部纪录片在贝托鲁奇看来，是描绘中国城乡的诗篇。
在来中国拍摄《末代皇帝》之前，贝托鲁奇已经凭借《巴黎最后的探戈》得到了的奥斯卡和金球奖最佳导演的提名，并因为这部电影太敢想敢干而被意大利剥夺了5年公民权。而《末代皇帝》则获得了第6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最佳美工、最佳服装设计、最佳剪辑、最佳音响效果、最佳原始音乐等九个奖项
为了讲好这个中国的故事，导演在故宫蹲点观察每天那两三万的游客，“他们来自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当我看到他们不同的脸不同的肤色，甚至不同的语言，但是在重复着几千年来中国人经常重复的动作，通过观察这些人的行为，把我印象当中的末代皇帝真正的把他生活化了”。
同时，贝托鲁奇找到陈凯歌等年轻的中国导演、演员、剧作家、戏剧演员，和他们交谈，了解他们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大事件的看法。
《末代皇帝》的准备工作极为细致，故事的原始框架采用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所著《紫禁城的黄昏》，又参考了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及其它相关著作，影片的顾问中有溥仪的弟弟溥杰、溥仪的妹妹韫馨、婉容的弟弟润麒以及帮助溥仪完成自传的李文达。溥仪的妻子、他在监狱中的监狱长、曾经的仆人也接受剧组采访，站在他们的角度给出意见。
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然而他要讲的这个故事并不是中国大历史或者那些著名的历史事件中的任何一件，他要拍的仅仅是一个人的传记。只有如此认真的态度，才能塑造出令观众过目不忘的人物，方可讲好陈年眉目未清的故事。导演在采访中透露过，他同情溥仪，他希望自己摄影机前的人物，即使是恶劣的，也要具备某种悲剧性，从而产生一点高贵感。导演把这个故事，当作历史、政治、道德的寓言。
二、《末代皇帝》和历史中的末代皇族
贝托鲁奇认为，溥仪这类人物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并不谅解他，可他们也是命运之神的玩物，所以，任何人都不过是历史的牺牲品。
影片由溥仪年8月初被苏联方押解回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生活开始，在被审讯的过程中展开回忆，昔日宫廷生活的气派和阶下囚的困窘场景不断对比。两端时期在影片中采用不同的色调，战犯管理所中，阴郁灰冷，溥仪和其他囚犯穿着同样的衣服，接受审判、劳动，与他相伴的只有弟弟溥杰和当年伺候他的一个小太监；而回忆中的画面，光线充沛，特别是在紫禁城生活的那段时期，红墙碧瓦黄幔帐，整体呈暖色调。旧时游上苑，花月正春风；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溥仪的前半身和后半身是两重天。
影评按时空可分为紫禁城、满洲国、劳改营三个大部分，如果严格用历史的眼光来看，有些细节是不符合史实，耗资巨大的人物服饰也有很多戏剧性地创新，没有利用当时的便利直接采用故宫的资源。但是导演强调，“我只是一个用画面来说故事的人，这个故事里有历史的片段，但不是重现历史”。那个时代的历史我们看到过很多版本，皇室的正史野史也有很多版本，不过从末代皇帝自己口中讲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一个很引人入胜的切入点。导演采用溥仪本人的视角来观察外面的世界，正因为溥仪自身的局限性，才导致他成为被历史愚弄的悲剧人物。
1、紫禁城的黄昏
童年的溥仪，是紫禁城中最孤独的一个人。金碧辉煌的紫禁城内虽然总是阳光普照，但电影镜头中溥仪从未得到过阳光的直照，他总是处在阴影中。
年，光绪皇帝驾崩，溥仪从自己的家醇亲王府被带进紫禁城，成了新皇。
那一天也是慈禧太后生命中的最后一天，此片中的慈禧形象比较戏剧化，她身穿沉重华丽的大礼服，宫殿内浓烈的压抑的暖红色衬托得慈禧形容槁枯，面色惨白，不失威仪地对小溥仪交代遗言后，瞪大眼珠立即殡天。太后一出场就迅速腐朽了，犹如这个行将就木的王朝，这一切，在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的眼中，并不是什么大事。他看不到自己的命运将由此发生改变。
从母亲的怀中，到奶妈的怀中，他哭，想要回家。他不承认先皇留下的后妃是他的母亲，也忘记了亲生母亲的样子，和奶妈相依为命。上天的儿子，万民的主子，也需要有所依赖。
登基大典上，一身龙袍的小孩站在空阔的宫殿内，宫门口皇家黄色的幔帐遮住了他面前的光，小孩子跌跌撞撞地走出去，眼前是诸臣跪拜、山呼万岁。而小孩的注意力，却被一只蟋蟀吸引。
历史上，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三年恐怕比他的宫廷生涯要轻松自在些，接受改造的同时，他能够前往东北各地参观游览，书写自传。皇宫对他来说是监狱，真正的监狱对他来说却还能有自由，实在讽刺。
他第一次爬上宫墙，看向外面的世界的时候，看到的已经是民国了，在那个世界，他不再是皇帝。江山被夺走，奶妈也被带走，“她是我的蝴蝶”，他说。蝴蝶，带着美丽的翅膀，在空中自由翱翔。溥仪呼唤着奶妈的名字奔跑，但是厚厚的宫门不会为他打开。
不久，生母去世，他在宫门口咆哮“开门、开门、……”，城门仍然紧闭，他只能愤怒地把自己的宠物小白鼠摔死在门上。（现实中这件事的起因是，溥仪的生母受到端康太妃训斥，她因为个性强不愿受辱，从宫里回去后就吞鸦片烟自尽。）
类似的场景在他的满洲国时期再度上演，那时日本人强行把婉容从他身边带走，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守卫说：“开门”。
门内是封闭压抑的世界，他是皇室遗老的提线木偶，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傀儡，而门外是广阔的天地，他越是没有体验过，就越是强烈向往着。
电影之外，晚年成为了普通人溥仪和同为前战犯的沈醉、杜聿明重游故宫，溥仪才发现，他无数次想要逃离的地方，这次回来，还得买门票。
影片的背景乐中有一曲就叫做openthedoor，作曲者坂本龙一将二胡等中国民乐和小提琴等西洋管弦乐结合，一柔一刚两种音色，正如溥仪面临的困境和他心中的无可奈何。
全片中色彩最亮的时候是溥仪的少年时代，年，爱丁堡人庄士敦进入紫禁城教授溥仪英语、数学、世界史、地理。贝托鲁奇始终把溥仪当作一个正常的人来设想他的处境，而不是脸谱化。
影片中的少年溥仪有着爱新鲜的天性，所以他才会在第一次见到洋教师庄士敦的时候一直握着他的手，很久没见到新面孔了。这个少年具有思辨能力，从小接受的高等教育使他对东西方文化知识都有所涉猎，思想并不闭塞。庄士敦是个好老师，懂得尊重而不是敬畏，他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也是宫中人所不及的。溥仪在庄士敦的影响下，甚至想要去牛津读书。（现实中的溥仪用笔名在杂志上发表过现代诗，还策划过离宫出走，但因走漏风声而失败）
这段故事来自庄士敦的回忆录，他年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年返回英国后在伦敦大学任教授研究汉学。年，庄士敦回到中国，把他写的《紫禁城的黄昏》送给溥仪，请溥仪作序。溥仪在苏联期间，苏联官方根据此书为线索对他进行询问。庄士敦的回忆是否精准，难以考证。但是能提供另一种视角，好奇、相对客观、同情。很快，又有新的人进入宫里，是皇后婉容和贵妃文绣。溥仪也有了新的想法，他要掌权，还要改革。当然了，这已经不是光绪时期来一次维新还能看到曙光，外面的世界已经是民国十一年了，国民政府遵照契约让皇室仍然住在紫禁城内，提供经费保证他们的生活，并按照对外国皇室的礼仪对待他们。
2、戏梦满洲
可惜好景不长，年农历龙抬头的那一天，溥仪被冯玉祥逐出紫禁城。那年他21岁，是个喜爱西洋物件、会唱爵士乐的洋派的年轻人了。他在日本人的庇护下逃到天津，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同时，日本开始游说溥仪去东北成立满洲国，一心想要复辟的溥仪当然是同意。但很快，他的庇护者日本，成了他在这个阶段的监狱。他成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傀儡，后人质疑他叛国，但是“是我背叛了国家，还是国家背叛了我？”对前朝逊帝而言，这是个问题。
影片中，东北的日子祸不单行，文绣主动提出离婚，婉容和司机私通，日本人虎视眈眈。脸面、尊严、权力都所剩无几。川岛芳子介入溥仪和婉容之间，微妙又暧昧的三角关系，似乎在嘲笑溥仪此刻的无能。曾经，在紫禁城的时候，溥仪、婉容、文绣也是三人，那时他们大被同床，欢愉无穷。性是生命力的表现，性爱关系也是人物关系的反应，相对于北京时期的和谐、酣畅，这一出戏梦满洲可谓仇敌怨偶,。关于皇上的房中密事，贝托鲁奇带着放大镜转播着3p场景，在他的《戏梦巴黎》里有更大胆的性描写，不过这样的场景出现在以中国人为主角的电影里，已经可谓是先锋了。对于现实主义导演来讲，人怎么可以没有性生活呢，刻意回避反倒是不现实的。
历史上，溥仪在在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声称自己在任满洲国皇帝期间，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权力和尊严。当然，这不代表他就能甩脱责任。这样一个平庸的人，由于身居高位，养成了狂妄、唯我独尊的性格，不仅仅伤害了自己身边的人，也对国家黎民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恶果。
3、重新做人
溥仪从未单人走出过紫禁城，年得到特赦，从劳改所走出来，成为了一名普通公民时，他才真正获得了自由。第二年他被被分配到北京植物园担任园丁及卖门票的工作，电影中的他此时也是一名园丁。
由于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示，他能够幸免于文化浩劫。影片透过他旁观者的眼睛，展示出几个典型的历史片段。溥仪的身体能够置身世外，而内心却不能没有波澜：为什么昔日在劳改所改造他、教他重新做人的长官，如今会成为过街人人喊打的公敌？
是非、善恶，一下子混乱了，混乱迷惑的不只是他一个人。影片中的情绪和影片外那段历史的伤痕交织在一起，共鸣出一曲悲歌。
溥仪因尿毒症逝世于年，之后许多艰难的日子他并没有经历过。在去世前三年，他成为了一名全国政协委员，并出席了全国政协四届一次会议，还做了发言。他说：“有许多外国记者访问我，他们觉得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在新中国存在，是个奇迹。不但生存，而且生活得很好，更使他们迷惑不解。在我们的社会，确实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把战争罪犯改造成新人。”
真的“改造”成功了吗？虽然留下了回忆录和其他资料，但真实的想法只有当事人自己才知道，或许当事人自己也搞不清楚，毕竟溥仪本来就是一个挺迷糊的人。
真实历史的吊诡之处，往往超过了故事。倒是《末代皇帝》这个寓言故事中的结局，相对要浪漫许多。
影片中，晚年的溥仪以游客身份重游故宫，他看着昔日的宝座，想要再坐上去看看，此时，工作人员的儿子阻止了他，并问道：“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中国的皇帝”，小孩将信将疑：“证明给我看！”溥仪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从太和殿宝座下找出童年藏的蟋蟀罐。导演用略带魔幻现实的手法让这只蟋蟀还活着，那位戴红领巾的小朋友打开笼子，蟋蟀爬出来，爬向暖色的光。这只蟋蟀，是溥仪的玫瑰花蕾。溥仪的前半身就像如笼中蟋蟀般不可自决，现在，他终于自由了。
在暖洋洋的光中，溥仪的笑容实在神秘，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吗，是终获自由的满足吗，还是一种超脱？这一生，有人摆布他、有人驱逐他、有人操纵他、有人改造他，但是从来没有人真正了解他。正如他的贴身小太监接受完改造离开他时所说的：“我有老婆，还有几个孩子，你根本就不了解我。”这种不被人了解，不是孤独，而是得意，一种在风吹雨打中悄悄守住了一点自我的得意：以你为我对你服服帖帖就是怕你敬你吗，你以为我什么都听你的你就是我的主人了吗，你tm根本就不了解我！《末代皇帝》的着一抹神秘微笑，和《瑞典女玩王》结尾处女王在船头望向远方，面无表情的长镜头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实中，溥仪在重游故宫的时候并没有坐上龙椅。据说，杜聿明最初约他重游故宫的时候他并不愿意去，杜聿明激将说他怕触景生情，溥仪才一起去了。等到参观到太和殿的时候，杜聿明又开玩笑让他去坐上一坐龙椅，他拒绝道：“这个位子不是那么好坐的。”接着，他一边参观，一边回忆童年，当他看到博物馆把他大伯光绪的照片放成了他亲爸醇亲王载沣的，还找到工作人员，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溥仪去世后，骨灰最初安放在八宝山，年，遗孀李淑贤将他的骨灰葬于清西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年，爱新觉罗家族在台湾的后裔给溥仪上庙号为“宪宗”，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襄皇帝”。（一说是年），改庙号为清恭宗；谥号“配天同运法古绍统粹文敬孚宽睿正穆体仁立孝愍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