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清代建筑在早期中国建筑史中的地位并不高。中国建筑史学科的开创者、奠基人梁思成，在多篇文章中表达过他对明清建筑“粗陋可鄙”“毫无美感”的看法，而林徽因则在《清式营造则例绪论》中，对这种“粗陋”有过一番解释:
大凡一种艺术的始期，都是简单的创造，直率的尝试、规模粗具之后，才节节进步使达完善，那始期的演变常是生气勃勃的。成熟期既达，必有相当时期因承相袭，规定则例，即使对前制有所更改亦仅限于琐节。但在琐节上用心“过尤不及”的增繁弄巧，久而久之，原始骨干精神必至全然失掉，变成无意义的形式。中国建筑艺术在这一点上也不是例外，其演进和退化的现象极明显的，在各朝代的结构中,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由南宋而元而明清八百余年间结构上的变化，虽无疑的均趋向退步，但中间尚有起落的波澜……
“唐宋建筑为上，明清建筑为下”这样的观点，自梁、林二位先生开始，流传甚广。作为清代官式建筑的代表，清西陵毫无疑问地遭到了早期建筑史学界的“冷遇”。比如前文提到的三架石牌坊，就被刘敦桢先生评价为虽“气势极雄伟”,但“坊之比例及花纹雕琢非不逮明长陵远甚……亦为拙劣”。作为早期研究清西陵的重要文献，刘敦桢的《易县清西陵》一文，不时可见类似的“差评”:“在结构上，装饰上，儿无特征口言”,“……彩画……在美术上无可取者”。这是因为，一方面，梁林等营造学社的学者，多受西方建筑学的影响，思想上更倾向于结构理性主义,即重视建筑结构的真实,强调结构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反对出于形式的目的，附加“无意义”的装饰。类似于斗拱体系这样在唐宋建筑中发挥巨大结构功能的构件，到明清时期退化为纯装饰用途，自然为先辈学者们所鄙。另一方面，早期建筑史学者们认为，明清官式建筑，被高度定型化、统一化、模数化，没有灵活变通的可能，大大束缚了工匠们的艺术创造力--尤其是颁布了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的清代。这其中，皇家陵寝清西陵，特别是与该《则例》同期的泰陵,当仁不让地成为了“典范”。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于雍正十二年(年)钦定公布。这部书由内务府和工部耗费三年编成，对于由官方或皇家出品的“坛庙、宫殿、仓库、城垣、寺庙、王府一切房屋油画裱糊等工程”，无论大木、小木、石作、瓦作、土作、铜作、铁作、画作、裱作等建造做法，抑或工程施工、监工、工料组织方式等管理制度，还是用料、用工、钱粮等工程造价，都要求必须严格遵守《则例》的规定。诚然，这样的做法减少了“别出心裁”的创造可能性，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其在规范化、制度化、高效化和工程管理制度等方面的进步。这一点，从上世纪80年代学界对于明清建筑逐渐公允的评价中，可见一斑。比如，傅熹年先生就曾说过，”(清代官式建筑)更加规范化。设计方法更加简单……”孙大章在《中国古代建筑史·清代建筑卷》中也说:“对于中国传统木结构的发展，若从总体来看，特别是其构架体系，一直是处在不断演进、变化、提高的过程，应该说明，清代要比以前更先进。……建筑的单方用材量日渐节约，而空间容量则日益宽敞，这就是它的进步之处。”整个泰陵工程宏大，仅耗时六年就全部完成，这种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进步意义，由此可见一斑。